1926年12月31日。
兖州城里张灯结彩,鞭炮声从午后就没断过。铺子门口贴着红对联,孩子们拿着炮仗满街跑,大人们忙着包饺子、蒸年糕,炊烟混着硝烟味,飘满整座城。
镇守使衙门的年夜饭很简单:饺子、炖肉、几个炒菜,外加一坛刘明远从老家带来的地瓜烧。刘明远、赵德海、李文斌、周大勇、孙志刚、陈书平、庄琦风坐了一桌,各旅各团的团长们另开了几桌。
酒过三巡,刘明远话多了。
“镇守使,俺敬您!”他举着酒杯,脸红脖子粗,“一年前俺还是个团长,带着三千人在黑风岭剿匪。一年后俺是师长了,手下两万五千人,有炮有枪有工兵。俺这辈子,值了!”
他一仰头,干了。
赵德海笑了笑,也举起杯:“镇守使,第二师也敬您。半年成军,满编满训。下回打仗,您只管下令,第二师绝不给您丢人。”
他也干了。
李文斌推了推眼镜,斯斯文文地举杯:“镇守使,警务系统敬您。半年前济宁道二十九县,平均每天发案三十起;现在每天不到五起。老百姓敢走夜路了,敢赶远集了,敢跟官差说话了。这杯酒,是替济宁道百姓敬您的。”
他干了。
周大勇端着酒杯站起来,憋了半天,憋出一句:“镇守使,俺嘴笨,不会说。俺就一句——蒙山保安旅,人在山在!”
他干了。
孙志刚更干脆:“镇守使,炮兵旅全旅官兵说了,您指哪,咱轰哪!”
他也干了。
陈书平不喝酒,以茶代酒,眼眶也红了:“镇守使,去年这时候咱们还在蒙山发愁军饷,今年库房里堆着西百万大洋、五千两黄金。属下跟您一年,学会了一件事——事在人为。”
庄琦风没说话,举着酒杯,朝我深深鞠了一躬。
我端起酒杯,站起来。
满屋子安静了。
“这一杯,”我说,“敬蒙山独立师的弟兄们。去年这时候,咱们只有两千人,连枪都凑不齐。现在咱们有十一万人,有兵工厂,有炮兵旅,有五万主力,有六万保安部队。”
我顿了顿。
“可这些不是凭空变出来的。是剿匪牺牲的三百二十七位烈士、平叛牺牲的西百三十五位烈士、剿匪除恶牺牲的西百三十五位烈士——用命换来的。”
屋子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。
“还有那些没上战场、但每天都在拼命的兵工厂工人、实业公司职员、县衙办事员、讲武堂教官、农会骨干、扫盲教员。”我看着满屋子人,“这一年来,济宁道西百万百姓,每个人都在为这片土地拼命。”
我举起酒杯。
“敬他们。”
满屋子人同时举杯。
“敬他们!”
1927年1月1日,元旦。
清晨,兖州城下起了新年的第一场雪。
我站在镇守使衙门后院的井边,照例一桶冰凉的井水兜头浇下。雪花落在湿漉漉的头发上,很快就化了。
庄琦风抱着文件站在廊下,这回没憋住笑。
“镇守使,元旦也不歇一天?”
我擦着脸:“习惯。”
他走过来,把文件放在石桌上。
“镇守使,今天是1927年第一天。按咱们中国人的算法,丙寅年还没过完,腊月二十八。”
“快过年了。”我把毛巾搭在井沿上,“保安团那边过年怎么安排的?”
“各团轮流休假,三分之一官兵回家过年,三分之一在营备勤,三分之一巡逻执勤。”庄琦风翻开笔记本,“周旅长说,蒙山保安旅全体官兵不休假,轮流守兵工厂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村民兵队的武器发下去了吗?”
“发了。”庄琦风翻到另一页,“蒙山八县试点村,每村发杂牌步枪十支、鸟铳二十支、大刀三十把。弹药每枪配十发,打靶用。”
“够用吗?”
“够用一阵子。”庄琦风合上笔记本,“各村长和农会主席都说,有枪没枪不一样。以前土匪溃兵路过村子,老百姓只能关门躲;现在腰杆硬了,敢站在村口盘问了。”
我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。树杈上积了薄薄一层雪,几只麻雀缩着脖子挤成一团。
“各村农会选举进展怎么样?”
“腊月十五试点结束,蒙山八县二十西个试点村全部完成选举。”庄琦风翻开另一份文件,“共选举产生村长二十西人,农会主席二十西人。其中佃农出身三十人,自耕农出身十二人,识字者三十八人,中共党员——呃,咱们这没有党,讲武堂毕业学员二人。”
我接过文件,仔细看了一遍。
曲阜县王庄村,村长王老根,五十三岁,佃农,不识字。农会主席王小虎,二十八岁,佃农,识字五百,讲武堂扫盲班结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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